一、引言
对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很多学者从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分类,主要有移民和迁徙、传媒和文化传播、制度、族际交流、地理环境等[1]。旅游开发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一项普遍性的经济活动,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破坏了脆弱的原生态环境,产生了“伪民俗”、“异化”等消极影响(戴维.J.格林伍德,2002) ,导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矛盾。对此,人们较多地从保护和应对的角度予以关注,积极观测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马晓京,2000) ,建设民族文化长廊(周俊满等, 2006) ,树立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王晓军,2005) ,提出多种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和措施(杨红英,2001) 。但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并不能在理性的保护行动下完成,其原动力只能是持有者群体的“文化自觉”[3]。旅游开发作为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与移民和迁徙、传媒和文化传播、族际交流、地理环境等其他因素有着本质区别,它让我们在短时期内面对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生的变化[3]。可以说,通常惯用的保护和应对手段缺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力度和深度。
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文化进化与过程》中提出“文化生态”的概念,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模式的来源”。相对于自然生态而言,文化生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生态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外部来看,包括民族文化在内的任何一种文化都会表现出对其生存环境的生态适应;二是从内部来看,亚文化及文化元素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生态制衡关系,最终会达成同荣共存的和谐[4]。如果将产业结构调整、思想嬗变、文化冲击看成是民族文化在旅游时代发生生态适应变化的新内容,无疑为认识旅游环境中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从民族文化元素的生态制衡和文化主体的自觉选择角度,探讨民族文化在旅游环境中的生态适应性变化特征。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张家界地处湖南西北边陲,历来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区。由于世界自然遗产旅游资源属性突出,张家界旅游业起步晚、发展快,引起的区域社会效应时间跨度小而变化含量大,将研究对象置于这种特定背景之下,有利于深入揭示民族文化的生态适应性变化特征。本研究所选取的郝坪、包谷山村,分别是旅游影响核心区和辐射地带的代表性群体。郝坪村位于市区、景区结合部,地理条件优越,总面积7400亩,耕地1550亩。郝坪村受益于绿色大地生态农业观光园,种植黄金梨300亩,超藤红提葡萄1000亩,特色立架无仔西瓜300亩,高效农业示范区250亩,初步建成了体验、休闲农业、土家餐饮文化基地,全村464户1726人,其中89%是土家族人。包谷山村西邻郝坪村,坐落在一垭两沟三岗的一面坡上,总面积6900亩,耕地560亩,收入以稻谷、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为主[5]。包谷山村交通条件较差, 1991年开始筹资修路, 1999 年手扶拖拉机基本可以通行,1998年85%的农户解决照明用电,全村133户486人,其中93%是土家族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问卷的设计经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专家访谈,共有24个问题,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风俗礼仪文化的生态适应性调查,第三部分是工艺传承文化的生态适应性调查,第四部分是宗教节庆文化的生态适应性调查,计量尺度采取李克特5分量表,数字1～5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调查采取入村随机发放的方式,鉴于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调查者必要时可协同被调查者一起作答,并当场收回问卷,确保问卷调查的质量和回收率。实际情况是,在郝坪村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13份,有效率为88.7%,在包谷山发放问卷90份,回收有效问卷84份,有效率为93%。
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描述样本的基本特征,通过频数分析反映样本观点与态度的结构特点,计算均值以观察样本观点的重点分布。
三、研究结果
(一)样本人口及社会学特征
本次问卷调查总样本中,男性占50.5%,女性占49.5%,基本上保持1∶1持平,但是郝坪村男性多于女性,包谷山村女性多于男性在深度访谈中发现,郝坪村外出再就业者以年轻人为主,包谷山村则以男性为主,在21～50岁三个年龄段均有分布。在收入构成中,郝坪村个人年收入在3千元以下和1万元以上者较多,呈现两级分化的趋势,包谷山村从3千以下到1万以上依次递减,呈典型的金字塔型;郝坪村受教育程度略高于包谷山村;在职业分布上,郝坪村从事旅游业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包谷山村,包谷山村以务农为主,占53.6%;至于家人是否从事旅游业(相关) ,郝坪村有45.1%表示肯定,结合职业构成情况,表明大部分村民(自己或家人)与旅游业密切相关,而包谷山村村民(自己或家人)有2/3表示与旅游业无关。
(二)旅游环境中土家族文化的生态适应性变化
1.风俗礼仪文化的生态适应性变化。调查发现,郝村、包谷山村样本普遍赞成旅游开发提高了生活质量,认为交通运输条件得到了改善,说明两个村庄均有受益。在民族服饰变化上,对“汉服比民族服饰更舒适”一项,郝坪、包谷山村的赞成态度基本一致,分别是62.0%、60.7%,但是包谷山村反映更为强烈,非常同意占样本的21.4%。在民族居住建筑上,郝坪、包谷山村分别有66.6%、47.1%的样本对目前的砖混居住建筑表示满意,认为砖混建筑更舒适、好住,但是分别有12.4%、14.3%的样本表示不同意;当问及“哭嫁已经消失,我不留念”时,郝坪村有33.8%的样本表示不同意,包谷山村有28.6%的样本表示不同意,同意的比例都比较小,但是对于“现在婚俗更符合时代精神”,郝坪、包谷山村分别有33.8%、42.9%的样本表示同意,不同意的比例较小,说明郝坪、包谷山村的大部分村民虽然对民族婚俗有着深刻记忆,但同时认为已经失去存在的土壤,无法在新时代继续保留下去。
风俗礼仪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方式和历史传统,往往通过饮食、服饰、婚俗等表现出来,是民族文化中直接反映本民族文化特质的部分。郝坪、包谷山村过去以种植玉米、小米、高粱、杂豆为主,粗粮多而细粮少,饮食讲究酸辣。随着旅游发展带来的文化渗透,现代袋装、膨化食品极大地冲击了民族传统饮食结构,但是游客的需求也使得郝坪村民发现了传统食品的价值,很多传统食品以新的面貌重新又被人们接受,如红薯煮熟切片油炸,高粱小米可做糍粑,血豆腐、合渣、腊肉等常见菜肴成了招待游人的佳肴, 83%被访谈者认为土家传统食品比现代食品更有营养,更具经济价值。郝坪、包谷山村过去的婚俗要履行繁文缛节,男女双方从媒妁到嫁娶最少要经过一年,有求婚、拜年、送日子、过礼、哭嫁、回门等多个环节,新娘通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哭嫁,表达女子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血泪控诉。现在,郝坪、包谷山村的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简约时尚,访谈中绝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太繁琐,虽有不少人对哭嫁的消失表示遗憾,但同时认为:“时代变好了,现在的姑娘哭不出来。”郝坪、包谷山村的服饰在土司时期以“对胸上衣和八幅罗裙为主”(清乾隆《永顺府志》) ,至解放前服饰的民族特色依然很鲜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西装、夹克等新款服饰越来越流行,但是民族服饰并没有丧失它的魅力,村中一些老人保留了满襟衣布钮扣的习惯,很多具有民族特征的饰物依然可见,比如“头帕”,出现了传统民族服饰特征和现代元素相融的景象。
2.工艺传承文化的生态适应性变化。调查数据显示,郝村、包谷山村分别有40.8%、35.7%的样本通俗歌曲取代民谣感到迷茫, 分别有31.3%、25.0%的样本认为这是倒退;对于扁担劲、跑马阵、抓子、打三棋、摔抱腰等民间游戏,郝村、包谷山村分别有5419%、816%的样本肯定它们的吸引力;当问及蜡染、民族陶器、民族根雕、土家织锦等民族工艺的前景时,包谷山村没有一个样本表示“非常不同意”,持“一般”态度的样本分别为21.5%、57.1%、39.3%、25.0% , 持“同意”态度的样本分别为42.9%、28.6%、21.4%、46.4%,而郝坪村的样本除了在“非常不同意”上与包谷山村比较接近以外,其它观点的分布则恰恰相反,“不同意”和“一般”态度的分布略低于包谷山村,“同意”和“非常同意”态度的分布明显偏高,其均值普遍高于包谷山村,说明郝坪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工艺传承文化变迁持积极态度,而包谷山村的评价较低。
土家族的民谣、游戏多与集体生活、集体劳动有关,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形式,比如过去在郝坪、包谷山村流行的“跑马阵”,曲调简单,音韵热烈喜庆,伴随儿童游戏,是土家人喜爱的集体活动之一,20世纪80年代已经比较少见,旅游开发加剧了这种情况,现在“跑马阵”在郝坪、包谷山村基本绝迹。但是其它很多民间游戏项目、民族歌谣得到挖掘和发扬,在2004 年10 月张家界农民运动会中,扁担劲、打三棋、摔抱腰等被列入比赛项目,土家族人在竞技中热情高涨,吸引了众多游客观看。在郝坪村,一些民谣、体育游戏成为深受游客欢迎的体验项目。 土家族民族工艺丰富多彩,有土家织锦、雕刻、竹编等,表现题材广泛,风格古朴自然。土家族的工艺传承采用师授徒、老传少、互教互学的方式,艺术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每个村寨都有民族工艺的传承者。随着旅游开发,郝坪、包谷山村的民族工艺有了新的发展,包谷山村的不少妇女专门从事手工纺织如刺绣、编织,产品类型有了较大的突破,土家织锦由原来的棉、麻发展到五彩丝线,图案不断创新增多,配色趋于合理完美,工艺更加精纯。土家青年画家李军声以天然彩色岩石、树皮、芦苇、苔藓为原材料,借鉴中国画与西洋画的表现手法,融传统版画、雕刻、盆景于一炉,独创土家砂石画,实现了民族传统工艺和现代主流文化的完美结合。
3.宗教节庆文化的生态适应性变化。对宗教认同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郝坪、包谷山村都有超过一般的样本认为土家族并没有失去自己的信仰,一部分人表示不知道,少数人表示不同意,但是趋同中有差异,郝坪村样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同意、一般、不同意上,表示同意的样本占52.1%,说明对民族宗教认识相对稳定、成熟,包谷山村样本的观点在各个层面均匀分布,非常同意和非常不同意比例均高于郝坪村,意味着对宗教价值的认定和选择取向上存在着矛盾,体现了旅游带动下宗教价值观正在发生裂变的过程。郝坪、包谷山村对于“巫文化保持了本色”的认识较为统一,集中在同意、一般、不同意上,当问及“会借助巫文化的力量”一项时,样本普遍表示反对,说明村民对民族巫文化保留着精神层面上的认同,在实践活动中已经趋于淡化,即使在受旅游影响较小的包谷山村,人们的行为和信仰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剥离,进一步接近科学和真实。
在民族节庆现状的调查中,研究者通过“应该恢复民族传统节日”、“社巴节是主要民族节日”、“十五龙灯更热闹了”三项来观测样本的观点和态度分布情况。郝坪村、包谷山村分别有73.2%、57.2%的样本赞成恢复民族传统节日,代表了样本群体的倾向性意见。细分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受旅游影响较小的包谷山村,样本“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比例均高于郝坪村,“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均低于郝坪村,说明旅游影响的半渗透和完全渗透分别导致了人们对民族节日的背弃和回归。因此,旅游开发并非一定导致民族特征的沦丧,随着影响的深入,也会激发民族主体的回归意识,但回归并非简单恢复,而是适应新经济生活的文化觉醒,对于已经失去文化土壤的民族性节庆,人们的反映比较冷淡。比如土家传统社巴节,又叫“调年”,是土家男女交往、择偶的大好机会,曾有“田家洞畔社场开,姐妹双双赴会来”的描绘。调查数据显示,郝坪、包谷山村分别有45.1%、46.4%的样本反对社巴节是土家族主要的民族节日,结合入户访谈的结果,发现很多人已经不了解包括社巴节在内的许多民族节日。而对于实现了文化转型的民族节日,人们持积极的态度。比如,每年正月十五龙灯会是土家、苗、汉多民族文化的大荟萃,城区张灯结彩,大庸阳戏、蚌壳灯、狮子灯通宵达旦,乡村百姓取树枝在户外焚烧,儿童大声呼逐,谓“赶毛九”, 民族历史记忆与现代节日的深度融合,使很多人把正月十五龙灯会当成土家族的传统节庆的代表。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处在嬗变中的文化群体,往往会表现出实践行为和精神依赖的分离,数据显示郝坪、包谷山村村民对于民族文化在归属、价值层面上依然保持着较高的认同,但在实践层面上已经趋于淡化。
民族文化的变迁是在继承、发展和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一个重组、建构的过程,应该说,在旅游环境中民族文化的重组、构建是一个以现代文明为参照的创造性转换工作。这个转换工作的顺利完成,居于“客位”的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只起到辅助、修正作用,处于“主位”的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民族文化元素自身的生态制衡,将最终决定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型态。
包谷山村、郝坪村分别代表着旅游影响辐射地带和核心区的样本群体,其观点和态度的分布反映了旅游业在起步阶段和成熟阶段对民族文化影响状况,体现了一个由平衡、失衡、寻求平衡到达成更高水平的平衡的过程。起步阶段的旅游带动效应较小,负面影响较低,人们基于经济生活的良好改观,对变化反映迟钝,在发展阶段,旅游影响开始渗透进生活的各个层面,负面效应逐渐凸现,人们的反映强烈,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持支持态度;在成熟阶段,人们于失衡中找到支点,摆脱了不利因素的制约,吸收先进文化的因子,在“文化自觉”的选择中完成了文化元素的生态适应过程,实现向现代民族文化的转型。
(二)建议
一是破除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观,“变”中求“常”,实现开放共融。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缺陷,在拒斥民族文化商品化的同时,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不但让当地居民抱残守缺,还会导致旅游者的“原真性”追求最终落空。“变”中求“常”是变化和传承的统一,肯定了民族文化是一种可变的文化,原生态文化的一部分包含着可变充分,使民族文化传统的主线得以清晰,保留的鲜明的文化个性,同时常变常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二是本着“有意参与不如不参与”的原则,减少外力干预和主观臆断。现代社会对旅游发展所导致的民族文化变迁予以了较多的关注,专家的智力支持和政府的政策引导一方面为消除负面影响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又成为了干扰文化主体实现“文化自觉”的主要来源。当然,不能将专家的智力支持和政府的政策引导等同于外力干扰和主观臆断,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本身是一种政策主导行为,政策的引导也就成为了实现旅游地区民族文化自觉转型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客位作用,慎防越位;三是强化民族文化自身的创造性变革,吸收新的文化因子,依靠内生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新的文化土壤,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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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的文化生态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编号05C147)。
作者简介：余勇(1972-),男,湖南张家界人, 吉首大学旅游学院,现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文化、旅游心理;田金霞(1963-),女,湖南凤凰人, 吉首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现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文化。